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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隋文静 韩聪:我愿俯身,为你架起一座桥******

  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隋文静 韩聪:我愿俯身,为你架起一座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北京冬奥会之后的这一年,隋文静和韩聪暂时告别了赛场,没有参加新赛季的任何大赛。这是一段难得的轻松时光,过去十几年,决战奥运是作为运动员日复一日艰辛拼搏的动力,尤其在悉数斩获了四大洲锦标赛、大奖赛、世锦赛的冠军后,奥运金牌更是成了最大的心结。2010年,申雪和赵宏博在温哥华冬奥会登上最高领奖台后,宣布退役。从这一刻起,隋文静和韩聪就成为中国在双人滑项目上新的希望。

  必然走到2022年的路

  这块金牌,隋文静和韩聪等了15年。

  自2007年牵手搭档开始,迅速地以惊艳之姿闪耀国际赛场:2009年,首次参加青年组大奖赛便凭借四战全胜的成绩拿下总决赛冠军;2010年,两人在世青赛也顺利摘得桂冠,并于其后两年连续卫冕,完成三连冠壮举;升入成年组后,又在首次亮相的2012年四大洲锦标赛上夺魁,同时以201.83分的成绩成为中国双人滑史上第三对跨过200分大关的组合。

  然而隐患也在悄然间暗暗埋下。尽管隋文静和韩聪拥有过人天赋,却也存在着一个难以回避的天然缺陷。韩聪的个头并不高,无法与隋文静形成充分的身高差。为了完成高质量的托举高抛和空中转体技术动作,除了韩聪需要加倍训练力量,隋文静也必须做到比其他女运动员更高的抛跳高度——这意味着她的脚踝、膝盖以及脊柱要承受更大压力。因此2013年时,隋文静患上了骨骺炎。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就这样擦肩而过,那是这对组合职业生涯第一次陷入灰暗之中。

  但失落没有停驻太久,两人就又投入了训练,朝向平昌重新出发。启程往平昌的半个多月前,隋文静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世界就是这样,当你勇敢去追梦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只是命运的脚步并未沿着期待的轨迹行进。短节目排名第一,在自由滑决赛中意外地出现了两个跳跃失误,最终以0.43分的微弱劣势屈居亚军。颁奖仪式上,隋文静的眼眶里始终含着打转的泪水。

平昌冬奥会领奖台上隋文静在韩聪怀中哭泣。崔楠 摄

  平昌归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隋文静经常会在睡梦中哭起来。韩聪没有这样哭过,面对失利的痛苦,他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默默忍受。回忆起那些日子,韩聪至今仍旧难以平静:“输的话,差几分都行。就差0.43分,挺不甘心的,明明距离胜利这么近,一步之遥,然后这一步就要差出四年来。”

  四年,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更何况下一个四年,韩聪将年满三十,不再是属于运动员的巅峰年华。

  但别无选择。在韩聪看来,“北京冬奥会毕竟是家门口的比赛,这个路必然得走到2022年。”

  于是短暂的调整与恢复之后,隋文静和韩聪又回到了赛场。不断突破着极限的边界,不仅在四大洲锦标赛和世锦赛上捍卫着自己的荣誉,还第一次拿下了大奖赛总决赛的金牌。

  2022年2月19日,冬奥会双人滑冠军之战打响,这是花滑项目在这届奥运赛场的最后一场对决,也是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个夺金点。这一次,隋文静和韩聪没有再让金牌旁落,以一套近乎完美的动作,获得239.88的总分,刷新了双人滑总成绩的世界纪录。与此同时,这块终于填补了职业生涯最后空白的金牌,也让两人成为双人滑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满贯组合。

隋文静(左)、韩聪在比赛后手举五星红旗滑行。崔楠 摄

  成为彼此的桥

  这场夺冠之战,隋文静又哭了。那天,两人的冰上舞蹈在一个彼此交缠的拥抱中结束,音乐声止息的一瞬,她顺势枕在了韩聪肩上,双目紧缩,猛烈抽泣。

  这支让隋文静沉浸其中的舞蹈,讲述了她与韩聪携手成长的故事。舞蹈的配乐最初是韩聪选的,当时在编舞师劳瑞·妮可的家里听到一首名为《忧愁河上的金桥》的曲子,顿时便喜欢上了。

  这的确是一首不一样的曲子。2017年,两人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伴着它起舞,便收获了世界冠军。那之前的一年,隋文静刚刚经历了脚踝外侧副韧带重建和肌腱复位手术,右脚的软骨被全部摘除,双脚打了钢钉,在床上躺了近三个月。

  当时她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盘旋:以后还能不能滑冰?类似的问号也打在了韩聪心里:“如果两个人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也不想滑了。让我重新选择(搭档)重新开始的话,太难了。”

  一个人的日子里,韩聪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训练,然后陪着隋文静等待康复,又陪着她从站立、走路开始一点点恢复肌肉力量直至完全回归冰场。“我像桥一样,支撑她从困境当中走出来。”韩聪说。

  这支舞蹈的故事没有句点,它在四年后续写出了一段几近相同又互为呼应的续章。2020年,韩聪的髋关节在承受经年伤患之后不堪重负,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独自训练的人换成了隋文静。不过有了之前的分别与重聚,这一次她的信心要大得多,她知道韩聪一定可以回到自己身边。

  2021年的大奖赛温哥华站,隋文静和韩聪第二次在这段旋律中翩然起舞。不同于世锦赛版本,劳瑞特意在这回的音乐中加入了女声版本,同时对动作进行重新编排。由此,这支舞蹈原本单线的叙述变成了复调故事,喻示着两人互为对方的桥,起起落落,相携相持。

  北京冬奥会是两人第三次表演《忧愁河上的金桥》,在一年前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将属于两个人的故事扩写成了一则献给全世界的寓言。韩聪告诉记者,这一次想通过奥运的窗口传递一份信念:“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个人的心中都需要架起一座桥梁。”隋文静也说:“我们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温暖,可以成为世界的桥梁。”

隋文静(左)、韩聪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比赛中。毛建军 摄

  值得期待的未知

  即使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伤痛和荣耀,如今的两个人仍旧存在着一些分歧。就像韩聪当下正陷于迷茫,觉得自己找不到一个可以再去挑战的动力和意义,隋文静却心气昂扬地认为:“人生不只有滑冰这一件事,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做。人生的长度我们不知道多长,但边界是可以无限拓展的。”

  于是,隋文静忍不住对记者“吐槽”了一番:“我心疼我自己,太累了。两个人是一个整体,他的状态我一定能感觉到,如何让齿轮能够转动,其实我费了非常大的心。”不过紧接着,她便又说:“虽然很累,但最后还是很开心。”在心底里,她其实和韩聪一样,都觉得彼此能一起走到今天是幸运的。

  然而再优秀的运动员终有退役的一天,如今的隋文静和韩聪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有可能随时来临的结局。关于未来,目前还没有明确计划,与日俱增的年龄和纠缠多年的伤病让其无法确定征战下一届奥运会的可能性。不过有一点已经想好了,只要国家需要,就会坚持,如若不然,亦将坦然接受生活的一切安排。

  “没有人能陪你走一辈子,人生就是这样。能陪彼此走完非常重要的一段,就非常幸运也很幸福了。”隋文静说:“未来的路上,谁能陪伴我继续往前走是一个未知,但这种未知也是值得期待的,不是吗?”同样,韩聪也说:“今后的日子,我还是脱离不开花滑,如果小隋继续想当编导的话,我们在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交集。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然后再发展一些新的故事,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对不对?”

  在各自的回答中,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用一个问号作结。这是向自己发出的反问,或许也是为彼此许下的一份承诺与愿景。(完)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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